迈克尔·吉利克很少需要知道过到了哪一天，遇到这种时候他看看自己的药盒就行。它有一个小手提包那么大，分成七个区，每区对应一周中的一天。一个区又被分成几格，每天迈克尔要取五次药：早上七点，正午，下午三点半，八点半和晚上十一点。（为了防止遗漏，他在手机上设了时间提醒。）每周，迈克尔或者他的母亲例行地补充手提包中的药品，这仿佛是将他们用药片做成的沙漏翻转了一次。

每周，他要数出一百三十八片药：粉色小药片是吗啡，用来止痛；黄色的类固醇，调节免疫系统；白色的苯巴比妥，抑制癫痫；蓝色椭圆形抗组胺，抑制头晕和恶心。另外还有抑制烧心的兰索拉唑、降压药萘多醇、调节消化不良的乳酸菌素片。迈克尔一天三次服用强力降压药瑞吉亭。几年前，制药厂——当时的名字还叫汽巴－嘉基（Ciba-Geigy）——终止了瑞吉亭片剂的生产，从那以后迈克尔只好大量囤积这种药。

迈克尔和父母住在新泽西州汤姆斯河镇一条背阴街面上的农场式平房中。他很少出门。他很喜欢电影，但去趟影院对他来说太艰难。陌生人会指着他说“哦，多好玩儿啊！”还有一个人捏过他的脸蛋。十四岁时，有一次他在一个大厅里寻找洗手间，一个女人问他为什么没有母亲陪着就到处乱跑。他试过出去约会，效果不好。在他十六岁的时候，迈克尔疯狂的爱上了一个送报的女孩。每天早上他都在卧室的窗边看着她。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试着要跟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盯着地板。后来他明白了，他不想看到她望向自己。

迈克尔生于1979年，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身高4英尺6英寸（1.40米），体重大约100磅（45.4公斤）。

如果迈克尔有工作，或是上过学，他就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衡量时间的流逝，而不是用他的药盒。他试着去过一学期的社区大学，期末成绩全A，他绝对够聪明。但家里所有人都觉得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上学对他压力太大，出去工作更不可能了。所以迈克尔一直呆在家里。通常他睡到中午起床，下午看肥皂剧，做运动（他喜欢做轻量级举重），拨拉两下吉他，然后在晚饭后几小时几小时的玩电子游戏或者看职业摔跤。

他是个夜猫子，但他有自己的理由。醒着看电视到凌晨三点比躺在床上睡不着强多了。他有两个雷打不动的噩梦，一个是他站在卧室的窗边眼看着家里的狗冲到街上被车撞死，另一个的情节出自他钟爱的恐怖电影和幻想游戏，只是更加恐怖：梦里一个丑陋的浑身是血的男人在滚滚雷鸣中挥舞着一把大刀，闪电划破夜空的一刻他告诉迈克尔：“我会永远跟着你，最后会来取你性命。”然后这个恶魔当着迈克尔的面一个一个杀掉他的父母和哥哥。在迈克尔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经历了一个特别恐怖的夜晚，于是他妈妈请了一位警方的画像师来，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梦里的这个人，但这没什么用。那个可怕的魔鬼说的没错：他一直没离开过。他的名字叫“坎先生”，后来他和他母亲把名字的音节倒过来以后才明白这名字什么意思。（注1：坎先生在原文中为“Sir Kan”，其英文发音颠倒后即与cancer（癌症）发音一致。——译注）

迈克尔·吉利克人生的根本问题在于他的癌症，那是与生俱来的。三个月大时，他被确诊患有神经母细胞瘤，一种在神经系统中快速发展的肿瘤。从发现时疾病发展的情况看，他还在母亲的子宫里时就已经饱受折磨了。医生告诉琳达和雷蒙德，迈克尔只有一半的机会能活到一岁生日。十几年过去了，死神迟迟未到，但活下去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肿瘤夺去了迈克尔左眼和左耳的全部功能，破坏他的平衡感，扭曲了他内脏的位置。类固醇药物抑制了他的成长，使他脸部浮肿，化疗削弱了他的心肺功能，破坏了胃粘膜，还在侵蚀骨骼，一走路就疼。小的时候迈克尔很敏感，谁碰他一下都会疼的叫出来。现在，状态好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只是感到筋疲力尽，喘不上气和恶心。而状态不好的时候他几乎不能移动。尽管目前看来他的治疗措施控制住了肿瘤，但没有医生敢说他打赢了这场战争。

迈克尔没有体验过其他的生活方式，所以他没有深陷在自己的痛苦中难以自拔。小时候他偶尔会质疑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后来却深信来世和上帝的公正与仁慈——尽管在他自己的人生中这方面的证据少之又少。他给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加了些新思潮的作料，尽力的不让自己消沉，比如相信水晶的治愈能力（有时他会在脖子上挂上一块）。他说：“到了晚上你还活着，那这一天就算不错——就算电视节目不好看。晚上有摔跤看，那这一天就不错。人们把生活看成理所当然，这不对。”他母亲组织了个癌症互助小组，当她让他去跟新确诊的患儿谈谈的时候，迈克尔总是下足了功夫让自己看上去更乐观些。

只有他父母和少数几个朋友知道迈克尔的坚忍背后的秘密：他在等待。他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接受了自己永远无法恢复健康的现实，但他还有另一件迫切期待的事情——有时对它的期待更甚。他盼望着恶有恶报。从他记事起，迈克尔就非常确定——这种确定他解释不清，只是拍着自己布满瘢痕的胸脯说“我打从这感觉到了”——某些东西，某些人，应该为他的癌症，和他痛苦的人生负责。多亏在他的家乡汤姆斯河发生的一系列了不起的事件——这其中迈克尔和他的母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已经基本确定了谁应该为此负责。

多年以后，迈尔克回忆说：“小时候，当我第一次听说我的癌症可能来自哪里时，就对自己说：‘我要活下去，和他们抗争，亲眼看到他们接受惩罚。’我当时可能还不知道‘惩罚’这个词，所以当时说的可能是‘我要报仇’。我要的就是这个，我们还在等待，决不放弃。目前看来，还有很多事有待发掘，一旦揭开，那将是爆炸性的。”

迈克尔已经等了很久，他还将等待下去。在远到纽约和费城医院里那些昏暗的病房中，他和母亲遇到了几十位同样来自汤姆斯里弗镇的罹患癌症的小孩子——他确信，这绝不是巧合。这些人中很多已经离开，永远的离开，但迈克尔还在，他在等待。他在律师事务所里坚持参加了数百个委员会会议、记者招待会、战略研讨会。他等待着那些看似遥遥无期的科学调查结果，其中有一项特别重要——这项调查要验证他和他母亲是不是错了，他们是不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异想天开。那些“专家”们怕是要大吃一惊了吧。

起初，迈克尔和琳达一无所知，如今三十年过去了，他们变得无所不知。和很多人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素未谋面——吉利克一家共同揭开了汤姆斯河镇的秘密历史：漆黑午夜的偷排，光天化日的欺骗，公司的贪婪，和政府的忽视，这是一部黑暗编年史。他们与周围邻居的恐惧和偏见斗争，最终受到人们认可。现在迈克尔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他的最终目标，就看他能争取到多少时间，真相终将浮现，他可以再等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