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来，宏观环境剧烈变化，美国明确退出QE，美元指数暴涨，黄金原油暴跌，而日本却出人意料的推出日版QE，各国汇率随美元指数剧烈波动，而以美元为计价单位的大宗商品除了黄金原油暴跌外，其余的大宗商品却有触底反弹的迹象，究竟是利空出尽，还是下跌中继，市场解读不一，下面笔者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为大家做些简要的分析，希望能对大家把握年底钢材市场走势有所帮助。

美欧日QE有退有进

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深化和发展，各国都在寻找机会转嫁危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量化宽松的手段，希望通过金融的扩张来走出危机。具体来看，这三方量化宽松的方式有一定的同质性，但其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所产生的影响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可谓“各有盘算”。

从美国来看，由于实体经济难以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再工业化难以推进，美国不得不通过大规模的量化宽松、零利率政策向海外投资，进一步的攻城掠地，控制海外的一些产业，获取海外收益以支撑国内的政府债务及其政治强权。但这样导致资金流出，反而更不可能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来稳定社会，社会就业进一步转化成对政府债务的压力，政府债务的压力会进一步促进用量化宽松购买政府债务。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催生出金融泡沫，最终演变成美国主导的金融资本的一种新的运作方式。美国的海外投资通过两个渠道获取金融收益，首先是大量流动性进入能源、原材料等期货市场，从而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占据了第一道收益;其次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等国出口产品之后就获得的外汇储备，相应的买回了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在量化宽松时代，被输入型通胀减债了，表面上记账是净收益的，但是当一个大的通胀到来时，马上就变成负收益。

日本在安倍晋三上台后也开启了超量化宽松之旅。其经济逻辑是先通过量化宽松，推动利率下行、通胀上升和日元贬值，然后通过金融指标先行形成市场资产效果，从而带动市场信心，刺激企业投资;同时通过制度创新将国债成本转嫁到国外。目前，“三支箭”已经先后发出。从实施效果来看，金融指标先行得以实现，但对实体经济未产生实质性的、根本的改变。日本发出的“第三支箭”也未触及日本经济的深层改革，注定难以带领日本走出金融危机。反过来看日本社会结构中，其人口结构、教育，包括劳动市场，这些结构问题本身就缺乏改革余地，安倍的政策很难往前走。所以，现在安倍将目标锁定在亚洲和非洲两大海外市场。一方面是通过量化宽松在海外投资产业，扩张海外市场;另一方面是由日本央行购买国债，然后找到一个途径把央行持有的国债转嫁到海外，这样日本国内的流动性才变成实际的、能够投资的流动性。客观的看，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结果并不影响国际期货市场，主要还是变成一种由日本央行购入国债，再把它转变成对外转嫁通胀的形式，将成本对外转嫁，但是并不通过直接向国际期货市场注入过剩的流动性。

与美日不同的是，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主要是在购买欧洲各国的国债，实际上起的作用既不同于美国，也不同于日本。欧洲这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除了购买各国债务之外，主要用于支撑欧洲的意识形态。因为这里牵涉到一个逻辑的相关性，就是大量的南欧国家，包括欧猪五国在内，因其产业基本上已经移出，就使得国内只能靠政府发债来维持社会开支，而社会开支又是支撑其意识形态最主要的一个基础。买国债就是用这种社会开支来支撑这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欧洲的政治意识形态不破产，所谓欧洲的合法性也就客观上存在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笔钱花的值得，但是这种量化宽松应该说并不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综合分析来看，美日欧的量化宽松并不能解决其生产不足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发达国家难以通过量化宽松走出危机，但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会对中国产生不同的影响，需要加强警惕：

第一，日元的贬值对中国的出口企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人民币对日元进行干预的话，中国就需要买日本国债，这样才可以缓解人民币对日元升值，中小企业日子也可以好过一些，包括中日之间国际收支账户可能也会对中方有利一些，但这样就承接了日本转嫁其国内债务危机的风险，需要避免。

第二，欧洲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外贸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但由于对欧盟法律了解不够，在贸易战中中国多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国应加强对欧洲法律的认识和研究，以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利益。

第三，美国等金融资本的挤压导致中国实体经济的低收益，现在中国也开始转向金融投资，而减少了实业投资。但从实际来看，中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中国式危机苗头显现。不过，中国内需潜力巨大，只是受到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制约，内需难以完全释放。因此，必须加快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来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改革突破点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简政放权等方面。通过改革来释放经济自身活力，对冲美国QE退出的负面影响。

再看国内经济困境

当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是发达经济体生产不足的危机，特别是在中国走向重工业出口时代后，发达国家想要走出这场生产不足的危机已经希望渺茫。

这场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经济开始掉头向下。2009年，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重砸”和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下，中国经济有了回升的迹象，但好景不长，投资热情一过，经济增长再次放缓。而且，长期积累的产能过剩情况在4万亿投资的作用下愈加严峻，同时，由于外需萎缩没能得到缓解，中国经济遭遇了“内外需紧缩双碰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危机临界期。可以想见，在外需萎缩的同时又面临如此严峻的产能过剩形势，中国经济增长掉至7%以下恐怕毫无悬念。

更为严重的是，在本轮的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为了刺激经济却在2010年都通过了，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成为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

同时，最近五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幅度已经超过两倍，这一数据已经高过2000年到2008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特别是北京和上海等特大型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纽约和东京的水平。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有市场需求和政府利益两方面因素，市场需求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政府利益助推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目前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倾向于控房价，但遭遇了地方政府的极大阻力，而阻力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最主要的体现是在财税体制改革方面，由于财权与事权的不统一，使得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因而土地财政也就应运而生，地方政府也就成了房地产价格泡沫的最大推手。

经济的放缓、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债务风险带来的将是“中国特色的资产负债表危机”，而且，这个危机已经越来越近了